我从来没怀疑过，基隆的雨是有记忆的。

它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毛毛雨，也不是台风天那种横冲直撞的暴怒雨，而是那种不分春夏秋冬、不论你有没有带伞，总会在你出门三分钟后从屋檐上滴进你脖子的，湿凉又带点咸味的、像老阿公咳出来的痰那种雨。

黄陆年——我阿公，以前是七堵矿区的矿工。后来因为矿坑坍塌，走得早，家里神桌上的照片一直都没换过，泛黄得像老报纸。他走后，家里就靠我妈撑起来。

我妈苏锦夏，是护理师，至少我小时候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早就没去医院了，在家当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但她总还是习惯拿酒精棉片擦东擦西，烧水消毒，说什幺「细菌会入侵中枢神经」。搞得我以为家里随时有尸体要解剖。

而我爸黄盛宗，是邮差。很有名的那种，每条街每户人家都认得他。他曾说：「邮差不是送信，是送生活的节奏。」直到他某天没回来，信袋还放在他最后投递的巷口，干干的，但那天的雨下得很大。

我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长到离开基隆、搬到台北上班，在病房里轮三班，抽血抽到手指都在颤。直到这次中元节，我才又回来这座港口山城——一个连死神都嫌湿的地方。

家里还是那间老宅，墙角的水泥像没刷牙的牙齿一样发黑。咪咪在门口迎我，甩着半湿不干的尾巴蹭了我一脚，就跳上神桌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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