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这个时空下，职棒选手要当兵遇到国军队（或当时正准备转衔、传统由军方与棒协主导的培训体系），会面临非常严苛的现实障碍：

1、体制正统性与「叛将」标签：当时中华职棒与那鲁湾（TML）处于全面水火不容的恶斗期。

棒协与传统体育高层站在中职这边，视TML为「叛离体制」。当时掌握在军方、公部门或传统棒球圈手里的资源（例如国军代表队、国家队培训管道），对那鲁湾阵营的球员可说是全面封杀。

2、兵员分发与刁难：1997年前后，役男入伍若有棒球专长，通常会被优先安排到陆光等传统国军体育队或相关单位。

但如果是已经和那鲁湾签约、或有TML背景的球员准备入伍，不仅不可能被征召进去打球维持身手，甚至可能在兵科抽签或部队分发上遭到各种无形或有形的阻碍与排挤，深怕军中资源或国军队扯入两联盟的合约官司与恶斗。

3、兵役成为两联盟挖角与对抗的武器：

当时甚至传出有些球员面临兵役压力时，两联盟在争夺球员合约的过程中，会把「能不能帮忙处理兵役问题」、「能不能顺利进国训/国军队」当作利诱或卡关的手段。中职阵营有相对稳固的体制人脉（当时虽然还没有成熟的代训制度，但与传统业余、军方体系连结深厚），而那鲁湾刚起步，旗下的年轻球员一旦遇到要当兵，常常人心惶惶，深怕进了军队被恶整或根本无法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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